2016年10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第二届军民融合发展高科技成果展时强调：军民融合是国家战略，关乎国家安全和发展全局，既是兴国之举，又是强军之策。

 

　　2017年6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召开中央军民融合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强调把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加快形成全要素多领域高效益的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格局，军民融合获得顶层再次重点推进。军民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是从国家发展和安全全局作出的重大决策。

 

　　目前军民融合众所周知的两大产业模式包括了军转民和民参军。军转民是把军用技术民用化，民参军则是民营资本参与到军工的研发。军转民利用军用技术支撑工业转型升级，助推传统军工企业“造血”功能;民参军则有助于充分发挥民营企业在新兴领域的技术优势。

 

　　看起来军民融合更像是技术上的军工和商业领域的交流、融合和创新，而且国内外军民融合项目从构想到实施已经经历了几十年，那么近年来我国为什么越来越重视军民融合的顶层推进并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呢?

 

　　军民融合的方向正确性

 

　　实施军民融合发展战略，是要通过统筹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解决中国面向未来发展的效率、效能。对于国防和军队建设而言，实现科技领域的军民融合就是贯彻落实这两大国家战略的最佳交汇点。

 

　　军民融合本身是影响国家命运的大事。从国外军民融合发展经验来看，世界上的军事强国，早就在搞军民融合，比如美国。像前苏联那样的军事巨人是不搞军民融合的，不计成本的发展重工业和军工，最终国家经济被军工拖垮，连完整的政治体系都无法维持。

 

　　日本是比较特殊的国家，受二战战败国的影响，本身的军队发展是被大大限制的。但这并不妨碍日本成为军工强国。日本并没有独立的军工厂，但是像三菱、富士、东芝、住友等等有名的企业中都设有军工部门，能够在民品名扬海外的同时为苍龙级潜艇、10式坦克、出云级轻型航母等武器提供产品，可以说是无心插柳的特色军民融合体制。

 

　　中国的军工产业在成立之初就是模仿苏联的路子建起来的，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不得不为的选择。苏联的例子对中国军工发展敲了一个警钟，不计成本的发展军工是不符合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的。

 

　　而成本和创新是军民融合发展的最终动力。

 

　　中国军工的质量很高，但同等质量下的成本都远远高于专业民营企业的成本。这种模式对国家资源是一种浪费，最终成本会加在每个老百姓身上，会成为国民经济的沉重负担。另一方面，就技术的创新度来说，脱离体制束缚的高新技术民企的活力是非常强大的。在专业领域上，某些民企的技术能够达到世界先进水平。正好可以补充军工企业的技术先进性上的不足。

 

　　通过以上分析可以看出，军民融合是中国国防发展的正确选择，也是唯一选择。那么将军民融合建设上升到国家战略究竟是何原因呢?

 

　　军民融合的难度

 

　　首先将时间拉回2016年3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意见》，将军民融合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根据该文件，到2020年，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融合发展的体制机制更加成熟定型，政策法规体系进一步完善，重点领域融合取得重大进展，先进技术、产业产品、基础设施等军民共用协调性进一步增强，基本形成军民深度融合发展的基础领域资源共享体系、中国特色先进国防科技工业体系、军民科技协同创新体系、军事人才培养体系、军队保障社会化体系、国防动员体系。

 

　　不到一年以后的2017年1月22日，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成立，习近平任主任。可以看出这个机构首先是对中央政治局、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负责，并且由习近平亲自担任主任。这些信息一方面说明了军民融合的重要，也说明了军民融合的难度。

 

　　科技领域军民融合的关键在顶层，在领导机关和各级主要领导。中央成立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从顶层解决了集中统一领导问题。关键在于落实。

 

　　中国工程院“军民融合深度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研究”课题组每到一地调研，首先听到的反映几乎都是“体制机制不融合”的问题。从这些年军民融合的实践来看，信息壁垒、准入门槛、标准分立等往往成为制约深度融合的重要因素，我国负责管理国防科技工业和武器装备发展的领导机关，军队的也好、政府的也好，有待做到真正融合。要解决这些难题， 需要从上而下的顶层管理和制度建设。

 

　　中央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的成立，这代表党和国家为解决军民融合体制难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在委员会管理下，未来将相继出台相关的意见、政策、重大决策，从根本上解决“融不进”“融不深”“难融合”的问题。

 

　　总之军民融合是一项由上自下推进的伟大工程。军民融合最终实现技术融合，但在落实过程中体制机制的融合将会起到关键作用。

 

　　国外经验借鉴

 

　　上面说过，全球军事强国都在搞军民融合，那么这些国家的经验对我国究竟有多大的借鉴作用呢?很多专家把美国的军民融合梳理了一遍，提出了对中国的借鉴意见，又有专家指出美国的经验是完全不符合中国军民融合发展的。

 

　　不管美国经验能否借鉴，至少美国对军民融合的理解还是很深入的。

 

　　其实在苏联解体前，美国在与苏联较劲的过程中也出现了军费上涨拖累国内正常市场经济的情况。冷战结束后，美国等主要军事国家调整了国家安全策略，在发展提高经济水平的同时，又要兼顾强化国防能力，以期实现二者的双赢。

 

　　美国国会技术评估局，1994年在《军民融合潜力评估研究报告》中给出的定义：军民融合，是把国防科技工业基础同更大的民用科技工业基础结合起来，组成一个统一的国家科技工业基础的过程。军民融合这一概念的提出，主要是由于军民分割格局使军费开支和国民经济发展投入呈现此消彼涨的关系，很难获得双赢。一方面是民用工业有很高的科技创新能力，另一方面军用工业在尖端领域有很大的需求，然而由于体制的分割，使二者不能得到有效的串联，造成了资源配置的浪费。

 

 

　　军民融合的内涵主要包括：建立和完善军民两用技术战略计划，实现技术上的融合;建立和完善军民两用技术双向转移机制，在企业层面上实现军民一体化;在国防采办过程中，实现军民一体化，避免资源浪费;培育开放型产业链和军民结合型创新主体。

 

　　美国的军转民用，主要是政府向社会开放军用技术的使用权限，由私营公司或民间研发机构自行完成技术的民用转化工作。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全球定位系统，即GPS。冷战时期，美国国防部曾投入数10亿美元作为GPS的研发资金，任何一家私营企业都无法负担如此大手笔的支出。直到1996年，克林顿政府决定全面解除GPS卫星信号的选择可用性，才真正让这一技术发挥出促进经济增长、增加就业、鼓励社会创新的功用。

 

 

　　在此背景下，出现LOCKHEED MARTIN ENERGY这样奇怪组合也就不足为奇了。其实洛马公司在其他领域的军品民用化上也做的很好，例如其传统卫星平台开始面开始向商业市场;洛马公司30年前研制的世界上唯一一型移动式重力梯度仪也开始商业应用，由飞机、舰船和潜艇平台搭载，服务于资源勘察和开采。

 

 

 

　　如何从商业行业中获取先进技术也是美国军工行业的最新议题。商业卫星通信的军事化应用是美军相关领域的典型案例。

 

　　自海湾战争爆发以来，卫星通信技术从军事战略用途逐步向战术应用拓展，带动了现代化、网络化作战模式的产生和演变。据欧洲咨询公司(Euroconsult)统计，2001-2010年，美国国防部(DoD)的卫星容量使用量增加了5倍，而来自于商业卫星的容量占比已经超过80%，成为商业卫星通信市场上最大的单体用户。近几年在军事航天转型背景下，美国国防部开展了军用卫星通信体系转型论证，已明确将商业能力列入军方未来的卫星通信长期发展路线之中。这主要就是因为军用通信系统交付周期推迟、预算成本超支而商业通信系统技术水平提升，提供定制服务，能够满足军用应用需求。

 

LGS创新信息安全小组使用开源和商业通信技术为军方开发定制网络解决方案

 

美国商用和军用通信系统中都离不开Microsemi Corp.提供的处理器.

 

　　俄罗斯也一直进行着军民融合的努力。这主要是因为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从完全的计划经济，不计成本的发展军工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苏联解体后一段时期，俄军工体系经历了政府资金投入大减、国家军购规模猛降、私有化泛滥、研发滞后等一系列打击(这也是乌克兰军工体系一直面临的问题)。“散”成为那段时期俄军工体系的主要特点。1996年，俄通过决议规定其480家军工企业不再推行私有化。进入21世纪后，俄不断向军工体系注资，对俄军工体系进行现代化改造，航空航天等领域开始大规模的重组风潮。俄军事工业逐渐恢复元气，整体实力逐步提高。

 

　　“军”与“民”的双手究竟应该怎么握

 

 

　　从国外军民融合的发展经验可以看出，是否选择了符合本国发展特点的军民融合方针是军民融合是否可以成功发展的关键。

 

　　美国是资本主义国家，军队武器装备物资和政府所需物品均需要向私有资本“采办”。在完全私有制的情况下，美国的军工、民用生产研发，如果能军民一体化、民用技术转军用、军用技术也转民用，的确可以降低其相关资本的投入，提高研发效率，推动其武器装备的高技术化，最重要地，它从根本上确保了军工资本的高昂利润。这也造成了美国财政极其沉重的国防负担。俄罗斯政府在苏联解体初期对军工体系放弃监管，私有化泛滥又导致了那一时期军工体系几近崩溃。

 

　　中国的军工生产情况与美国完全不同，中国最关键的情况是有一个完备的国有军工体系，确保了军工生产的独立自主性和利润极低性。这种极低的军工生产利润，意味着中国人民所承担的国防开支降到了最低。这是我国的军工产业与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军工产业的主要区别。

 

　　我国的军民融合正是体现“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中国特色理念，因此需要自上而下的顶层设计。实际实行的是以国有军工为骨干，以国家资金、政策支持为手段，将大部分分散的民族企业团结起来，增强他们的市场适应能力、竞争能力，使之成为国家经济实力的有机组成部分。

 

　　工程技术从本质上是不分军与民的。尤其是先导型高科技产业，聚集人才、强化自主创新、打好基础、培育市场，既可以为发展和提高军事装备提供强有力的支撑，也能为国民经济建设做出贡献。对于国防科技而言，除了加强基础领域创新之外，特别要重视前瞻性研究。例如空间科学技术、航空航天技术、太赫兹技术、量子计算机、智能化技术、先进材料和先进制造技术等等。这些科技制高点及其形成的技术与装备，才是我们强大国防的基础支撑和后发优势。

 

　　当前，中国的科技实力虽然有了很大进步，甚至在某些局部还处于领先，但整体上还全面落后于美国，某些关键领域，还容易被别人卡脖子。只有通过加强军民融合，多方面多形式的发展，才能迅速实现科技实力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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